因此，为了更有效地解释当代中国的政治关系与宪法关系，就有必要更充分地考虑政党的宪法意义。

然而，无论是相当违法性抑或是明显且重大的违法，其概念都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87] Detterbeck/ Windthorst/Sproll, S.61. [88] Detterbeck/ Windthorst/Sproll, S.61; Hartmut Maurer, S.816. [89] Dirk Looschelders, Schuldrecht: Allgemeiner Teil, 8 Aufl. Vahlen 2010, S.316. [90] Sasa Beljin, S.63. [91] Hans-Uwe Erichsen/ Dirk Ehlers, 1023. [92] Sasa Beljin, S.63. [93] Hans-Uwe Erichsen/ Dirk Ehlers, 1023. [94] Bernd Grzeszick, S.500. [95] Stefan Ulrich Pieper, S.2458. [96] Bettina Sch?ndorf-Haubold, S.115. [97] Mattias Herdegen/Thilo Rensmann, S. 525. [98] 如本文所引的Hans-Uwe Erichsen/ Dirk Ehlers、Detterbeck/ Windthorst/Sproll、Baldus/ Grzeszick/Wienhues等诸位所合著、编写的行政法、国家赔偿法教材中都设专章对欧盟法上的国家赔偿法制予以探讨。

[20] 关于欧洲法院的先行裁决程序的介绍可见：马冉：《欧洲法院的先行裁决程序》，载《人民法院报》2004年11月10日B3版。基于以下理由，欧洲法院认为，成员国应当承担欧盟法上的国家赔偿责任： 1.欧共体条约对于成员国具有直接效力。  二、成员国承担欧盟法上国家赔偿责任的法理基础 欧洲共同体条约（Vertrag zur Gründung der Europ?ischen Gemeinschaft, EGV，下文简称欧共体条约）[7]并未对成员国违反欧盟法或者相似之法律的违法行为应承担国家赔偿义务（Ersatzpflicht）予以明文规定。另一方面，尽管欧洲法院之引入欧盟法上成员国的国家赔偿责任旨在对各成员国的公权力进行限制，并为人民提供相应的保护，然而，同时却又对其中的各项要件的内涵与外延作了严格的限定，从而使得其保障范围具有相当的局限性，就此而言，或与欧盟法上之权利保障原则相违背。2．法制统一性和安定性问题。

其在Pêcheur案判决中指出，成员国的高权行为，特别是立法不法与行政不法（legislative und administrative Unrechts）在何种程度上构成相当违法，应依个案进行衡量。[42]而要成员国承担国家赔偿责任，毫无疑问，这一行为应当是职务行为，即各该成员国家机关或者公务员所实施的高权行为（hoheitliche Akt）。这方面一个极端的例子是卫生部下属的全国牙病防治指导组。

[1] 国务院在2004年提出，经过十年左右坚持不懈的努力，基本实现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55] 不但如此，中国还努力推动立法过程中的公开和公众参与。本文对行政法治的讨论基于这样的理解，法治意味着一个稳定的、可以预测的秩序。虽然存在多种解决行政争议的渠道（包括行政复议这一理论上可以解决多数争议的主渠道），但必须有一个解决争议的最终机构。

（三）行为方式法定 职权法定的第三项要求是行政职权的行使条件、行为程序和处理方式应当由法律规定。这些论述不一定面面俱到、永远正确，却植根于特定的历史，抓住了时代的脉搏。

[52] 《国务院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2010年）进一步规定：制定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权利义务产生直接影响的规范性文件，要公开征求意见，由法制机构进行合法性审查，并经政府常务会议或者部门领导班子会议集体讨论决定。[53] 与立法过程中公众和专家的参与相比，立法文件的公开无疑是法治更为基本和起码的要求。[23] 其三是，虽有相应的国家机关，但党组织实际上可能直接决定乃至处理国家事务。[85] 在中国，人身权和财产权不是所有权利的统称。

职权法定原则有三个具体要求：第一，政府职能法定。这些都显示了限制行政裁量的努力。这种写作意图也决定了，文章呈现的多是负面的东西。两个人两张桌忽悠了13亿人的标题风靡互联网）。

县级以上党委、政府直属事业单位和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的领导成员的选拔任用，参照本条例执行。如何有条理地罗列法治的要求，不是本文讨论的核心，却是本文继续讨论的前提。

迄今为止，法律保留还只是在有限的范围内适用。[64]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的通知》（法发〔2006〕10号）要求，要牢固树立服务大局的理念，克服就案办案的思想和倾向，努力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不少人写申诉或者控告材料，抬头从中共中央、中纪委、中央政法委、全国人大、最高法院到最高检察院，甚至胡主席、温总理，全写一遍。中国宪法应当写入这样的原则：公民的基本权利，除非依据法律规定并遵循正当程序，不得限制和剥夺。例如劳动教养，1996年《行政处罚法》制定、1997年《刑法》修改、2011年《行政强制法》立法时，都没有加以解决，以致它的法律性质始终不明，国务院1982年转发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至今还是它的主要依据 [26]。这个中国最繁忙的办公室，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却极其有限。在信息公开、行政复议等领域，违法拒绝公开或者拒绝复议的不少，但似乎从未看到有谁因此受到追究（倒是公开或者复议导致消极影响的，却有可能受到斥责）。[81] 但是，《行政诉讼法》第12条规定的四种情形，仍然构成法院受理行政案件的不可克服的障碍。

一般情况下，行政事务应当由特定行政机关来处理。（三）几点说明 行政法治只是法治大厦的一部分，但行政法治无疑是法治建设的一个关键环节。

[59] 在实践中，相当数量的党内法规未公开发布，甚至没有官方媒体的报道，一般人难以获知，只能从地方党政、司法机关落实该文件的报道中猜测它的主要内容。[74]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严格征地拆迁管理工作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的紧急通知》，国办发明电〔2010〕15号。

[60] 参见《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决定》，国发〔1999〕23号。[48] 应松年主编《行政法学新论》，中国方正出版社1998年，45-47页。

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改革没有进展，众多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与政府尚未脱钩，继续扮演二政府的角色。[22] 《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中共中央2002年7月9日）第4条：本条例适用于选拔任用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部门或者机关内设机构的领导成员，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领导成员（不含正职）和内设机构的领导成员。中国新一届领导人的法科背景和法治中国的口号，给了人们巨大的鼓舞和期待。田毅、王颖《一个法官的命运与法条抵触之辩》，《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2003年11月17日。

（三）行政违法的责任 依法行政不但需要有政府守法的观念，也需要对政府守法的监督，以保证权力与责任相统一。中国学者的讨论，参见夏勇《法治是什么？渊源、规诫与价值》，《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4期。

具体的规定，需要参见民政部《关于重新确认社会团体业务主管单位的通知》（民发〔2000〕41号）以及其他相关文件。一些在他们看来属于技术细节的东西，例如多元立法如何保持统一，恰恰是中国面临的大问题。

不能设定吊销许可证，就改为注销或者收回许可证。行政机关享有的裁量权力，不能宽泛无边、不受限制。

在官方文件之外，学术界也对行政法治或者依法行政的原理和要求做了阐述。相关报道，见《所有乡镇煤矿一律停产整顿》，《人民日报》2001年6月7日（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要求，全国所有乡镇煤矿一律停产整顿）。第四，行政争议由中立机构依法裁判。一些官员曾经信奉政府上管天、下管地、中间还要管空气，这种说法现在成了一种笑料。

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等行业管理机构居然属于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该条例被指违反《宪法》（2004年修正）、《物权法》（2007年）的征收条款，但施行无碍。

理论上，一个国家的法可以是通过长期的习惯形成，可以通过立法、行政机关制定的法律文件来规定，也可以存在于司法判例、法律学说等其他渊源之中。政府在相当程度上是经营者、是生意人，却集管理者、服务者、裁判者于一身。

杜月秋《论裁判的正当性基础：以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相互关系为视角》，《法律适用》2007年第3期（法律效果是基础，社会效果为底蕴）。在此情形下，法治——如果还有法治的话——必须服从于斗争的需要。